日期：2014-08-07 15:05:19
　　1.关于我的概述、我和父亲、看病
　　我是一名心理疾病患者。回想起来，我是1992年的春季患病的，但很快便不治自愈，并没有引起重视。当第二年的春末旧病复发时，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接受治疗。
　　我所患上的心理疾病不是受到外界的突然刺激或是某种其他的原因而在一朝一夕之内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这里我不想再提及了，那是个多么黑暗而痛苦的历程啊！如果有机缘，在我心理状态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今后的书中专门细细谈起。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患病后所发生的事情。
　　1992年，我17岁，就在这一年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家里经济并不困难，父母都是国家正式职工，父亲是位有名望的医生，母亲是医院的仓库保管员。那时国家没有普及高等教育，高考竞争相当激烈，甚至堪称残酷。重点高中一个应届班也只能有两三个学生考取大学，而普通高等中学则可以连续几年抱鸭蛋――一个也考不上。我还算有自知之明，虽然成绩不差，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若想考上大学，尚是件不易之事。我是想先找到一份铁饭碗，然后再慢慢自我发展。毕竟古今中外，通过自学成才的人比比皆是。于是我便以最小的年龄，最优异的成绩轻松地考取了一所技工学校，并以较为良好的成绩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工厂当上了一名技工。

　　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和未来人生的发展，1992年的下半年我报名参加了英语自学考试。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潜藏的问题却在第二年的春季再次出现。
　　1993年的春季，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蘩华似锦、蒸蒸日上、让人开怀释然后怀抱无限憧憬甚至于想入非非的季节。在那样的一个季节里没有人会放弃什么，没有人会拒绝什么，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仿佛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的。鲜花盛开、河清海晏、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过着快乐的生活。不知为什么，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一想起1993年，首先在我大脑中浮现的便是那年有关春天的景象。
　　然而世事难料，并非美好的开端便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很多事物的发展恰恰相反。进入暮春四月，我便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内心的不适，仿佛有一种潜藏于意识深处某个黑暗角落里的不祥之物突然窜出，在我的思维意识和情感的大海中兴风作浪，并渐渐地呈愈演愈烈之势。最终，我已基本上不能看书了，背诵英语单词和段落已力不从心。不仅学习的效率低下，而且每每背完一个段落，心里总产生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不安，一种不满足抑或不满意之感，一种刻骨的欠缺感。思维的逻辑性被打乱，平整的心路出现大大小小的凹槽，需要合适地填补，以达到内心整体的稳定、平衡。

　　四月份的考试我当然没有过关。然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我翻开英语教材，不能深入进去，只是大体扫上一眼，都心有余悸，惶惶不安。直到这时，我也并没有太多地在意。其实与其说不在意倒不如说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不愿把自己出现的问题硬生生地推向精神差错上，这样对我来说过于残酷。我毕竟才刚满18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卧薪尝胆，过关斩将，杀入决赛，起跑的枪声还没响，便被无辜地取消比赛资格，这样的结局未免让人寒彻心骨。当时的我正是在回避这一结局，我相信事情将会向好的方向扭转，正如去年那样，心灵的阴影将会自动消失，一切将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平静的湖面荡起的涟漪，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我怀抱着这种可能性艰难度日。然而事情并非如我想像地那般发展下去。相反，它却朝着更为不幸的方向义无反顾地推进。我常常在事物的因果关系、连续性和逻辑性上反复推敲，辨认和确定事物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一有异常，也就是说可能性与合理性的某一连接因素一旦产生置疑，受到阻碍，思维的链条便会零乱不堪。于是我便陷入反复求证，捋顺、连接断裂的链条的思维工作之中，这种反复让我苦不堪言。我常常在此种心境中坐立不安，血液如潮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地冲向我的头顶，心脏无序地膨胀、震颤，惶恐、急躁、焦虑、不安化为热辣辣的风暴不断冲击着我的胸口。我终于无法忍受下去，在五月底开始向外界求援。我知道靠自己的一人之力已无法拯救自己心灵的创伤，我不得不向命运妥协，不得不接受自己已经患上了心理疾病这一现实。

　　我把这件事首先告诉了父亲。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拼命地向父亲倾诉，把自己内心最深层最为隐私的地方都暴露给了父亲。希望能最终地彻底地解决我的问题，让我脱离苦海。
　　其实从1990年夏季开始，我便与父亲反目。那是因为父亲在众人面前揭穿了我的无知，致使我尊严受损。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在这之前由于青春期的逆反和躁动，我早已与父亲不和，关系时好时坏。对于父亲针对我的言行和态度早已是深感不满并怀恨于心，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矛盾便会引发很大的冲突，而且出现矛盾的周期在不断地缩短，相互伤害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弥合伤口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为了回避那些使双方互相伤害的矛盾和一触即发的冲突，为了彻底地摆脱父亲的束缚，从父亲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更是为了给父亲一个致命的终结性的打击报复，我以此为契机开始选择沉默，对父亲不理不睬。于是我与父亲进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冷战期。开始父亲并未觉察到什么，是我陡然主动关闭了与父亲联系的所有通道，筑起围墙，大门紧锁，窗口闭合。事先毫无暗示和征兆。当父亲渐渐嗅出一丝异样的气息，察觉出家庭氛围中某种不祥和不协调的因素打破惯常的平衡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在此期间，父亲曾数次向我释放出友好的气球，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断然踢回。久而久之，父亲只有被动地无奈地接受这种双方在心志上相互摧残的冰冷的敌对状态。

　　若说伤害具有相互性，其实并不客观。是我一意孤行地用我认为有效的方式伤害着父亲。然而父亲友善的大门却始终向我敞开着。父亲只是在多喝了两杯或心情极为不佳时，才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发些牢骚抑或说些过激的言语。而每到此时，我大多依然用沉默回应。我这坚如磐石般的沉默无疑深深地伤害着父亲。而我在无言的对抗中产生的却是一种隐隐的快感，这是一种源于内心黑暗深处非理性的执拗的因素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让人心悸的非正当的已被扭曲变形的快感。

　　我对父亲的态度并未让父亲彻底放弃我，或从意识层面遗弃我。父亲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弥补我们之间的情感裂缝――尽管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日期：2014-08-08 17:06:24
　　我不能不承认――即使是在双方最为僵持的阶段――父亲是多么地爱我！如果把父亲对我的爱比作慈母一般的爱也毫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后身体虚弱。那时候生活物资匮乏，交通极不方便，为了给我补充营养，父亲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县城给我买了几听水果罐头。回来的路上，他口渴难耐，便在农家的池塘里喝了几口污浊的塘水，也没有舍得打开一听罐头。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宠爱自己的儿子的人，却在十年后遭到了儿子的敌视和孤立，这对他是多么得不公正，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是我利用了他的善良、宽厚、仁慈的性格来达到我脱离管束、发泄不满的目的。

　　任何事情都处于永恒的发展阶段，任何事情都不可断言是一尘不变的。转机出现于1993年的春天。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993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凡响的春天，是个美妙无比，让人留恋的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着无限憧憬，夹杂着梦幻般遐想的春天。就在这年的三月，我冥冥中神使般的突发了上大学的念头，想用两年的时间学完高中课程，然后参加高考，考取全日制大学本科，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并实现自己当导演的梦想。由于当时教育体制的局限，个人心理状态的每况愈下，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导，特别是自学考试失利这一严酷的现实，我渐渐地放弃了这一念头，重归于平庸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之中。然而在这一充满着个人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形成之初，着实让我惊喜若狂，神清气爽。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条人生的出口，我将永远告别自己的阴影，在灿烂的阳光下获得重生。大地复苏，春光明媚，百鸟争鸣。我要奔跑着向世界呐喊：我的人生，我美好的充满无限希望的人生开始了！

　　我拿出借来的高中课本，把它们一一排列在书桌上，天天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虔诚地阅读着，爱不释手。在这样的心境下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宽恕的，没有什么不可以释怀的。这为与父亲重归于好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父亲是一位医术和医德都可以令人称颂的医生。恰巧也就在这年的三月，他为我厂的一位军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老乡――看好了病。为了表示感谢，军代表找厂里的工人为我家制作和安装了一扇防盗门。晚上父母留他们在家吃饭。在坐的除了这位老乡外，还有一位军衔略低一点的军代表、一位小车司机和两位工人。我也在桌上坐陪。我那天一改往日的羞涩和拘谨，表现得相当大方，发挥得相当出色，谈笑风生，俨然一位经验颇丰的社交老手，吃过兴奋剂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酒桌上气氛极佳。我一时兴起，心中倏然有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我站起身来，端起酒杯，伸长臂膀，指向父亲。我似乎听到有谁按动了相机的快门，就这样“咔嚓”一声，这一刻的场景永远印记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仍是那样的清晰可辨。父亲的眼神出现了一丝游离，虽然这丝游离在眼眶里只停留了不到一秒，但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丝游离里包含着惊诧、怀疑、犹豫，同时还参杂着些许我所无法理解的带有仿佛是某种情感性因素的结合体，传达出一种让我甚是熟识而又久违了的信息。转瞬间，父亲脸上堆起笑容，这笑容的内在含义是在坐的其他人所无法知觉和解读的。父亲举起酒杯，迎着我伸去的臂膀，与我碰杯。这一刻，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我与父亲中断了三年的邦交恢复正常。然而这一结果是好是坏，我至今仍不好断定。与父亲关系的修复，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从精神上更加得依赖于父亲，从精神层面上肆无忌惮地折磨父亲，使父亲背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包袱。若当初与父亲保持不相往来的，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状态，恐怕父亲不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伤害的程度仅限于互相敌对，互不相通，互不依赖的表层状态，不会是完全赤裸裸的更加深重的伤害。当然这种深度的伤害反过来也深深地伤害着我自己。我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愧疚、悔恨之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用拳头击打坚硬的墙壁，作为攻击方的拳头用力越大，其自身遭受的创伤并由此产生的疼痛感也就愈加强烈。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对与父亲的重归于好这一结果的断定还是比较倾向于积极的一面的，毕竟做为有感情的高等生物――人，是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认知、相互感应和相互理解的。任何形式的敌视、隔阂都是对人这一称呼的糟践，都是一种倒退。如果我与父亲至今依然不理不睬，处于敌对的冷战状态，那么事态也许会朝着更为不利的方向发展，双方最终会因相互的摧残而精力耗竭，走向崩溃的边缘，或因长期的冷淡而失去亲情，走上一条不归之路，给家庭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造成无法挽回的精神损失。那将是一种更加可怕的结果吧。

　　总而言之，在这个莺飞燕舞，不同寻常的春季，我与父亲重归于好。然而此时的父亲怎么也不能同三年前的父亲划等号了。他不再是那个三年前朝气勃发、雷厉风行的父亲。而是变得老气横秋，又不无迂腐。似乎是看破红尘，甘于庸俗，给人一种略微颓废慵懒的感觉。当我越是走近父亲，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我不知道这三年里父亲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理历程，才会在性情和生活习性上有如此之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我手足无措。我一时无法找到与父亲正常交往的契合点，父亲离我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远。如同驾车在深山急驰，对面高耸的山峦是如此的清晰可辨，然而你无论如何加速，它始终静静地矗立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与你保持着让人敬畏的距离。但是并没有过多久，我便适应了与父亲交往的新规则。其实，父亲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依然是那么得和蔼、善良、正直，甚至比从前显得更加的宽厚、质朴。只是缺少了一些锐气和果敢，缺少了些许朝气，毕竟此时的父亲已年近五旬。况且在这对我的家庭来说颇为关键的三年里，大家都在改变，而且改变了很多。

　　1993年的五月下旬，初夏。饱受心理折磨的我决定向外界求助。我把心理的不适、难以言表的痛楚告诉了父亲，并要求找心理医生进行治疗。父亲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不断询问我内心感受的同时，积极地为我联系医生。
　　五月底的一个周末，父亲把我带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六安市唯一的一家精神病医院。于是我便开始了或许将伴随我一生的心理治疗。

　　走在二院的院区，我像是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罪犯一样，避开所有人的目光，低着头，生怕被半道杀出的熟人碰上。尽管我知道，即便有熟人，他也不敢上前来认我，正如我不会去认他一样。因为凡是到这儿来的人，都是些有点问题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被讥笑和排斥的对象。即使无论因公事还是私事――除却医务人员外――出入于此的正常人，也定会被人误解，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这一刻我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失去了所有的依托，孤立无援。仿佛一丝不挂地立于广场的中央，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羞愧、惶恐之感溢于言表。直至进入主治医师的办公室，并在我的暗示之下，医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我的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父亲给我联系的这位心理医生姓徐，三十来岁就有点谢顶，两颗门牙往外龅得很厉害，上下唇似乎极其难以合拢，看上去像是一只端坐着的兔子。右脸颊靠近鼻梁处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这让我感到有一丝不适，不知什么原因，反正打心眼里觉得不自在。看到这颗痣，让人感到某个契合完美的物件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发生了细微的错位，而让人感到不安。他的眼神是那样
　　日期：2014-08-10 17:13:39
　　的平静，充满了由于岁月的打磨而锐气尽失的祥和，我从他的双眸中读到了沧桑，以及历经沧桑后所选择的无奈和超然。
　　我就坐在徐医生办公桌的对面。办公桌的左侧堆着一摞厚厚的医学专业书籍。右侧有几张像是看完后随手丢在那儿的当地晨报。报纸上压着一个大玻璃杯，杯内的水已被喝得干干净净，如同一砣中药渣一样的吸足了水的茶叶舒展着堆在杯底，从茶色上看像是已经隔了一夜了。一个墨水瓶立在我的面前，瓶里斜插着一支沾水钢笔。
　　徐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打处方笺，本来我以为他下一个动作会是去拿斜立在墨水瓶里的那支老旧的沾水笔，可是并非如此，他缓缓地用右手从短袖白色制服口袋里抽出一支自来水笔，然后打开笔帽，在处方笺上划了两下，似乎满意后对我说道：“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唉，怎么说呢？”我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反正脑袋乱糟糟的，不能深入地思考问题，一想问题就容易走到歪路上，死钻牛角尖。一个问题想不透彻，心里就很急躁，心里发毛。心里满是解不开的疙瘩。”
　　“平时考虑问题多吗？”医生继续问道。
　　“是的，有很多问题，这个那个的一大堆。这个问题还没解开，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心里乱得跟麻一样。”
　　“问题考虑太多了是吧，有些东西不需要考虑，随它去。”

　　“可是心里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如果想不通，心里就难受。”
　　“晚上睡眠怎么样？”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最近自己的睡眠情况说道：“睡眠好像还好，上了床一般都能睡着。就是有时候梦特别多，夜里爱出汗，有时半夜会突然醒来。”
　　“嗯。”医生好像得出什么结论似的，用自来水笔在处方笺上写下什么，然后盯着处方笺继续问道：“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从三月分开始，大概折磨我两个多月了。”刚说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从去年春天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就自然而然地好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年的三月都很正常”
　　“嗯，有时候随着季节的变化病情会有反复的。”医生把目光从处方笺上移开，正视着我的眼睛说。他似乎已经摸清我的病情并做出诊断了。
　　“最近学习效果不是太好吧？”

　　“当然，”我点了一下头，非常肯定地说，“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的学习。背诵单词和课文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几乎无法完成当天预定的学习计划，而且以前所学的东西很快就忘光了，学习效率相当低下。我正准备说呢，你就问到了。”
　　“这个千万不要着急，你现在一定要先治病，先把病情控制下来，这是你现在的首要任务。至于学习任务不防先缓一缓。”徐医生像是在安慰我。
　　我点点头，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事已至此，也只有这样了。
　　“今年不参加高考吧？”医生问道。
　　被他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随后怀着复杂的心情说：“我没在上学了，参加工作都已经一年了。”
　　“啊？你都参加工作啦？”医生吃了一惊，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不无怀疑地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周岁。”我怯怯地回答。对于那些没能考上技校，正在到处托关系找工作，或者在毫无希望的普通高中班里滥竽充数的大多数同伴而言，十八岁就已经拥有一年的工龄可以说是件很让人羡慕的事。但是对于像徐医生这样一位八十年代的老牌大学生而言无异于是对人生的放弃。
　　医生用没有拿笔的那只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身体向后仰去，靠着椅子的后背哈哈地笑起来：“你参加工作也太早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老家一边劳动一边上学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徐医生笑呵呵地说：“你这样想也对，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一定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其实当时要是听父母的话，去上高中，在三年里把数学好好地补一补，考文科估计还是能考上的。”我不无惋惜地说。

　　医生重新坐直，把笔帽合上，看着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其实你这样也挺好，只是踏入社会可能早了点。”
　　“嗯。”我不否认。
　　父亲正在门诊入口处同其他医生聊天，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我真弄不清楚父亲怎么认识那么多熟人。可能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接触面广的原因。同时父亲也算是半个当地人。他少年时就从老家来到六安，投奔他在六安工作的哥哥－－我的大伯，在六安上的学，并从六安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只是工作分配到了大别山深处为三线企业服务的一家直属于电子工业部的四O三医院。改革开放后的1989年，医院从山里搬迁到六安，父亲也就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熟人自然也就很多。

　　“在班上跟同事处得怎么样？”医生步入正题。
　　“唉，”我叹了口气，咂了下嘴说道：“在班上特别害羞，特别得拘谨，不好意思说话，也找不到话题，一说话就脸红，就结巴。时间长了，就压根不想说话了，也没人跟我说话了，所以特别孤独。每天上班就像上法场一样。我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
　　“我看你说话不是挺好的吗，挺会说的呀。”医生扭动了一下上身，奇怪而又惊讶地看着我，“没看出你有多么拘谨嘛。”
　　“那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一对一地说话。若是我一个人对两个以上的人说话就不行了。容易脸红、结巴，而且找不到话题。”
　　“你可以谈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最近看的电视剧的剧情，还有新闻什么的。实在找不到话题，就聊聊天气情况。没话找话嘛。时间长了就没什么拘谨的了。”
　　“可是我突破不了，这么长时间不说话，已经有了惯性，猛得开口，会让自己和别人都不习惯。”

　　“你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平时他们都说些什么？”
　　“反正都是些张家长李里短的事，我也插不上嘴。”
　　“不过你说的也是。”医生呵呵地笑笑，“不同年龄的人话题不太一样。同事当中没有年轻人吗？”
　　“倒是有两个跟我同时分配进来的年轻人。一个同我一样，是技校毕业生，油腔滑调的，我不喜欢他。另一个是当兵退伍的，好像不屑与我为伍。小组里其他人最年轻的也在二十五岁以上。”
　　“难怪。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哦，对了。”我赶紧补充道，“上技校时有一个学期不上课，在家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我们刚从山里搬出来，同学、朋友、亲戚什么的都很少，在家闷了好几个月，天天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很少出门，所以后来可能语言功能都退化了，到人多的地方就不自在。”
　　“有点自我封闭是吧？”
　　“嗯。”我完全赞同，“其实同事们对我都挺好的，都挺爱护我的。只怪我自己，拘谨害羞，不好意思说话，疏远了他们。他们不会认为我瞧不起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