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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
作者:
朱文怀
前言:老子要出书
老子是个农民,裤裆里长着根炮干,注定是个男人。没当过官,没参加过工作,没贪污过国家财产,没挖过社会主义墙脚。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常被人看不起,却依然要在人前现身。不打牌赌博,不抽烟喝酒,也不乱搞男女关系。老子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写小说。
在完成这部中、短篇小说专集的最后一天夜里,老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我终于写成了一部长篇巨著,书长有三丈七尺八寸,宽五尺四寸,厚七十公分,纸张都是八十克以上的木桨白纸。总计字数有一亿九仟八百五十万字。
老子是怎么都想不到我居然写出这么一部小说来。心想,现在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了。书摆在我家的屋门前,一头搭在东头的牛栏口,栏里的牛正伸出头来。它不识字,牛嘴却向书的封皮伸过来,老子心里对牛说:“你敢吃?撩一口我的书,我就宰了你。”老子确实写累了,别说吃头牛,就是吃头象都应该。另一头搁在偏屋的檐子下。我娘在檐子边晒簸箕里的豇豆,娘说:“快把你的书抬走,搁在家里都没处站脚了。”我就叫来了村里的王保和李正。王保和李正都忙,农村人没有哪一天不忙的,初一有初一的事,三十有三十的事,农村人要不忙,得等到闭眼、蹬腿的那一天。但听说是帮忙抬老子的书去出版社投稿,两个人再忙也答应了。
来到我家门前,两人一边抽烟一边在看我搁在地上的书,都说好,再没有人比我写的书更大了。王保说:“咋个抬?”我说:“用肩膀扛,一人抬一头,谁累了就把谁换下来,三个人轮流抬。”
我和王保、李正上路了,娘在我身后追了上来,偷偷给我的手里塞了两颗桐子,我娘说:“累了你就把桐子吃了,不要给王保和李正吃。”我对娘说:“娘,您老糊涂了?桐子吃不得。”我娘就奇怪地盯着我,教训我说:“饿你三天看你吃得吃不得?”娘呼啦一下转身就走了。
从我们村门前的那条山道上抬过去,王保和李正肩上抬着的书一会儿变成了一棵圆溜溜的松树,一会儿变成一块厚厚的木板。我们村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盯着我们三个人从村口过,听得毛老七嘴里轻轻地念叨:“啊!早上出门呀?晚上就回来了!”一只鸡飞到毛老七的光头上,鸡爪子紧紧地箍着光头上的头皮。毛老七喊一声“痛”。鸡一个飞扑就飞走了。
出了村口,三个人站在黄土公路边等车,车没来,公路上却开来了一架飞机,头上戴着钢盔帽的飞行员伸出脑袋说:“去哪里?现在没人坐拖拉机了,都坐飞机,上来吧,价钱是一样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给了飞行员,心里想,去镇上的车费一个人是一块三角钱,三个人应该付三块九,看这飞机员会不会给老子找回一块一角钱?飞机员接了我的钱,果然给我找回一块一。我高兴极了,和王保、李正把我的书绑在飞机上,一会儿,飞机就带着我们飞到了大城市里的出版社门前。
老子记得自己以前给出版社打过电话,问过出书的事,出版社的人都说他们不出书。老子知道,他们不是不出书,而是不出象我这样的人的书,换句话说,他们只出名人的书。
我和王保、李正把书从飞机上解下来,正准备给飞行员补些钱,飞机却变成一只大鸟飞走了。我对王保和李正说:“就这栋楼,咱抬着往上爬。”
出版社的楼很高,里面的楼道更高,一连爬了十几层,从防火门的缝隙里我瞅到了“编辑部”三个鲜红的字,就赶忙对王保和李正说:“到了,到了,咱出楼道横着走。”出了楼道,只见一个保安手里握着一根电棒走过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也从保安的身后走过来。两个人都高声叫嚷:“抬的啥?回去回去,甭往这里抬。”老子正准备上前和他们搭话,王保和李正抬着书,心里一慌,前头的书角“哐当”一声把过道上的玻璃给撞碎了。
玻璃一碎,我就从梦中醒了过来。心里想着这个梦,再也没有睡着。我想,我如果真能写出这么大的一本书该多好啊!不管出版社会不会给老子出版,老子都会好好地把它珍藏。
可仔细一想,老子每天为了生活,总是要东奔西跑,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从这个职业所跑到那个职业所,几次找工作都找到了殡仪馆,接待老子的人热情地给我沏茶,友善地介绍他们这个行业。老子看着殡仪馆的人那么客气,只能木讷地点头,含含糊糊地应承,走时,感到背心发凉,生怕什么阴魂附上老子的身体,老子一边走一边不住地吐口水。
时下,没有一个穷人会写书,也没有一个农民象老子一样爱好写小说,老子的这个爱好打个不体面的比如,就象某个人喜欢偷偷ShouYin一样,明知ShouYin不好,老子就是戒不掉。
在我的朋友里,是没有一个人爱好看书的,但他们赚的钱都比老子多。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想想他们从不看书,而老子总是想方设法弄来书看,心里就惭愧,更觉得自己比他们矮了一截。和他们说话、玩耍时,一次又一次告诫自己:老子以后再也不看书了,更不写什么狗屁小说。可回到家,一个人独处时,我又开始构思小说。
在构思小说时,我就想起老家的一句话,叫“狗永远离不了吃屎。”
这部中、短篇小说专集是老子这几年来慢慢写下的。我的文化不高,要讲学历,我连个初中生都算不上。要讲身份,老子自称十不是: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不是打工仔、从没当过官、也没有过工作、不是华侨、不是军人、不是技术员、更不是有学问的人。
但老子又什么都干过,当过兵、经过商,从小就开始受苦,命运不仅折磨老子幼小的身体,还不断地折磨我幼小的心灵。曾经想干的事业老子一直没能去干,但看见别人都干了。一直想实现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别人都实现了。就是老子曾经想拥有的一个女人老子也没能拥有她,做梦都想亲吻她、拥抱她、干她,但这女人嫌我穷,没让我拥抱、亲吻,让别人拥抱了、亲吻了、干了。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老子自知今生已经无力找回,只有在小说里,老子才能够找到另一个自己。
可是,老子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冷漠而无情的,在我写作能力还没提升的此刻,老子得不到良师益友指教我、激励我、帮助我,在老子失去创作动力、站在迷茫又彷徨的十字路口时,没有人鼓励我、开导我、指引我。老子只能一个人闭门造车,自主沉浮。所以,老子的小说进展很慢,也很难合大众的口味。
但我读过不少的中国小说,读了别人的小说之后,老子觉得自己能写好。
也许从写不好到写得好有那么一段寂寞又枯燥的甬道,需要老子在这条甬道上慢慢爬行、苦苦思索……
老子一直在苦海里摸爬,人生的冬季几乎没有尽头,老子盼望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生活里有阳光、有绿色、有希望、有实实在在的欢乐和不再被为了生存而占走的属于自己的时光,在这样的时光里,老子就能坦然、心安地书写我的乡下。
老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买很多很多的香纸,找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地方烧给我的上主,最好是能够烧成一座火焰山,让所有能够帮助老子的神灵得到我的孝敬,然后庇佑老子,让我打开心智,不再昏沌。让老子今生有所成就,也不枉老子这颗时时在思索着的心灵。
除了此法,老子还能依赖谁呢?在逆境里,我发现,人力往往很难胜天。我这样一个在城市里谋生的乡下人,没有学历、没有靠山、没有经济基础、没有过硬的赚钱本领。想想那些拉煤的、拾破烂的、搞建筑的,仿佛都是老子的亲人。想想那些坐高级轿车、穿时尚衣服、皮包里塞着一大撂钞票的干部、公务员、商人、富二代等等,仿佛都是老子的仇人。走在街上,经过停在路边的高级轿车时,老子恨不得往光溜溜的轿车上吐一把口水或者洒一泡尿。
今生,老子这么渺小,心中又这么惆怅,老子改变不了自己的现状,更加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包括政府、医院、银行、房地产、娱乐界以及所有的狗屁机构,但老子永远不会爱他们。
老子之所以选择写作,是想排解心中那盘根错节的情感和熊熊火焰般的憎恶。可是,怎么排解和寄托啊!这是一项伟大而细慢的工程,需要的不仅仅是老子的一份简简单单的爱好,也不仅是一颗充满智慧的心,它需要活生生的生活做铺垫,需要一个朴实的耕耘者在小说这块土地上细心而不懈地耕耘,历经春夏秋冬、历经各种各样的心路历程,才能获得丰收。
可是,老子天不亮就出门,在外要么承包一些小工地,要么给人搞安装、砸墙、粉墙,每天只能抽出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的时间来构思和写作。所以,老子要想完成一部理想的长篇,是很难达到的,只能慢慢写些中、短篇小说。
2004年时,老子的户口还在农村,因为计划生育老子从农村逃了出来。几次,在家时,乡政府计划生育办的几只狗跑到我家,强行逼迫老子去乡政府结扎,不扎我老婆就要扎老子。不管老子如何承诺不会超生,他们就是不听。无奈之下,我把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到了城市里。城里的当地居委会根本就不管我会不会超生,只不停地给我楼下的信箱里塞避孕套。几年下来,家里的避孕套整整攒满了一只大苹果箱,开个计生用品商店都不需要进货了。而老子依然没有超生。只是,老子这样一个农民,再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在城市里,老子既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又无比地思念农村那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
天黑时,老子站在城里的街面上,望着眼前的车水马龙,心里想的却是老子的家乡。
老子是那山沟沟里的一块顽石啊!为啥就跑到了城里来?在城里,老子啥人都不认识,又不爱搞巴结奉承。写小说是我唯一的爱好!
老子也投过稿,也发表过一些,但老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写几部高质量的长篇小说。早就想好好写一写老子的家乡——农村。可老子太孤独了,太没有时间了,每天得去挣钱,得养活老婆孩子。在城里不象乡下,米缸里一粒米都没有了还能去借。在城里,老子借不到一分钱,也认不得一个人。老子的脑海里,常常觉得迟早有一天,老子一家三口人会饿死在这城市里。
但在还没饿死之前,老子想出版这部中、短篇小说专集,老子喜欢我的小说变成一本书捧在手里的那份感觉,那感觉很爽。
2012-4-19于长沙西城龙庭
日期:2012-08-21 23:41:55
乡 下
楔子
“妈,李来他们都下葬了吗?”
“下葬了。”
“葬在哪?”
“屋坡上的山林里。”
“山林里?是我藏密码箱的那座山林?”
“是的。”
“怎么葬在那里呢?”
“……没地方葬哩!”
那是辆白色的警车,干干净净的,很新,新得发光,就停在看守所门口。
我才吃了早饭,狱警扯开喉咙就开始叫:“刘杏,上车。”
我手腕上戴着手铐,一步一步往门外走。
就在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同学刘雪。
一
我和刘雪是同学,都住在河滩,可我的命没刘雪好。十七岁那年,我俩都考上了河马镇高中,我的总分是588分,刘雪少我8分,得了580分。可我家穷,开学那天,家里死活都凑不够学费。我和我娘站在屋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刘雪提着她的铺盖和一大只行李包去学校上学。而我,却在家务了农。
我心里想上学,不能上学了,就象我要死了一样。我两眼里都汪着泪,心里的五脏六腑象突然都变成了铁质的一样,堵得我发慌。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刘雪去上学的早上。刘雪一走,我一个人怔怔地站在我家的屋门口发了一上午的呆。
我心里想,我家怎么就这么穷?如果我是刘雪该多好啊!
河滩村离河马镇不远,但离我们腿根乡却有七、八里路。我爹叫刘半勺,是我爷爷给他起的这么个怪名字。爹小的时候家里更穷,每餐只有半勺饭吃。爷爷干脆就叫爹“刘半勺。”
我娘叫武芬花,个子小,人善。除了会干活,别的什么都不会。我甚至怀疑我和我妹、我弟弟是不是她生的?小时候,我总觉得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了之后才知道人是从娘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个事实我承认,但我还是怀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人能够种田、翻地、吃饭、唱歌我都相信,人还能生下一个人,这让小时候的我几乎想破了脑袋,都没有想出个道理来。
懵懵懂懂地长到十七岁,我们河滩的人都说我长得象朵花,在腿根乡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我看不到我自己,不论站着、坐着、或者走着,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家里有块缺了角的镜子镶在灶屋房的洗脸架上,勉勉强强能够照到人的影子,但模糊得很,以致使我还是看不清我的样子。使我的心里无数次对老天爷说:“你把人造得有鼻子有眼,却让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真遗憾。”
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我,是在腿根乡唯一一家理发店里看的。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我心花怒放。从此,才朦朦胧胧地知道:刘杏是这么个人。
我上了学之后,心里想的全是学习,除了学习,就是替我娘干活。娘瘦得象只老鼠,一年四季都是天不亮起床,忙到深更半夜才睡觉。无数次,娘累得脸发白、嘴唇发乌,鼻子里几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以为娘快要死了,心里就更加想不通:娘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在那时候的心里,娘死了不要紧,留给我的这个疑问却让我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我不上学的前一阵,整个人迟钝得很,我娘也迟钝得很。我望着某一个地方一望就是半天,我娘望着我一望也是大半天。我偷偷落泪,我娘也偷偷落泪。我心里有想不通的事,我娘也有,只是她不说,对谁都不说。
虽然心里痛苦,可我舍不得浪费时间,一有空就去坡上扯猪草,一有空就上山砍柴。我努力替家里干活,是想让娘少干点,娘少干点活,就离死离得远一点。
我们河滩是个穷村,有七、八百口人,无数头牛。田都是梯田,从山腰上一圈一圈往山脚下勒,没一丘田相象,没一丘田方正。从山底下看山腰上的田,好象这些田都不是大人们修的,倒象小孩子们垒的。大人都是正经人,却干了这么些小孩们弄的玩艺儿。
河滩村没有河,只有一条溪。村里人洗衣、喂牛都是在屋后的溪里。但河滩村人口稀散,房屋都建在一座光溜溜的山包上。这山原本不光,有树木有草,树木和草都被村里人刨了,土也被翻了,栽种了庄稼和蔬菜。山包不高,象和尚的头,也象女人的胸,和胸部上的一只奶。
我一不上学,就多了许多伙伴,都是不上学的同龄人,有金菊、米青、田芽、玉花等。
她们小学都没毕业,除了自己的名字,别的字基本上都不认识。说稍深奥些的道理她们就听不懂。除了包揽家里的柴火、猪草,农忙时她们还要帮着收油菜、扯秧、插田,下半年还要收稻谷。闲暇时就纳鞋垫、织毛衣。干粗重的活,说简单的话,冬瓜大的一个脑袋,基本上都是个装饰。
我成了她们中的一员,我也干粗重的话,也纳鞋垫、织毛衣。我的脑袋从此除了烦恼,也成了个装饰。
日期:2012-08-21 23:42:17
十九岁这年,我爹的朋友李金口来我家坐。李金口是下山村人,长得又黑又瘦,又瘦又高,头发呲得一扎长一扎短,穿着一件黑牛皮样的外衣。他时常来我家坐,一来,就和我爹面对面抽烟。我爹塞给他一手窝烟丝,卷成喇叭筒,用火柴点了,巴哒巴哒地抽。抽完,他又塞给我爹一手窝烟丝,两人又卷成喇叭筒,用火柴点了,然后又巴哒巴哒地抽。一边抽,两人一边说话。我从山上回来,挑了担柴,柴压得我难受,我数着到家的步数,忍耐着肩上的重量,终于挑到了我家的柴房边,曲腿一放,就把柴放在柴房前的篱笆边。柴一离肩,我的身子骨立即就轻松了,象搬掉了压在弹簧上的一块石头,整个人几乎能弹起来。但我的脸还是很红,汗珠子粘住了我的头发。我撩了撩我的头发,又用力吸几口气,然后不紧不慢地进屋。
进屋时,我见到了李金口,就客气地跟他打声招呼:“李叔,您来了?”
李金口还在抽烟,扭头望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刘杏,你都长这么高了?”
我对李金口笑了笑,嘴巴里发出客气的嘿嘿声,然后,我就进灶房里洗脸去了。
爹和李金口还在说话,听得李金口说:“刘半勺,我俩好了大半辈子了,我干脆把你女儿介绍到我下山村去做个媳妇,往后,咱俩就更有机会在一起了。”
“好啊!”我爹爽快地答应了。
我爹是个没头脑的人,听了李金口的话,想也没想,是随口答应的。
可李金口却不是随口说的,他这一次来我家,是专程来做媒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过了三天,李金口果然带了个半大的娃娃来,说叫李来,刚满二十岁。
这两年,我不是上山,就是下田,本来一张嫩白周正的瓜子脸,被天上的太阳给晒得象个猴子屁股。虽然我只有十九岁,再老也算嫩,但再也回不到上学时的那份白嫩、清纯里去了。除了失去上学的那份伤痛在心底里缠磨,失去青春美的这份痛楚更加让我绝望。
我是没去过下山村,不知道下山村是个啥样。但瞅这小后生,倒长得蛮俊的。
李金口让这叫李来的后生在我家的屋檐下坐。他和我爹面对面抽烟。
抽了几喇叭筒,李金口说:“这娃行不?”我爹眯着眼,头也没回,就对李金口说:“咋不行?你定个日子,放一挂鞭炮,这亲不就定了?”
我娘在灶房里煮猪食,猪食被煮得啵嘟啵嘟响,一个又一个气泡从米糠和猪草搅拌的糊糊里冒出来。娘在出屋门取柴火的时候顺便瞅了眼李来。娘也不是故意瞅他的,瞅不瞅他娘倒没在意,乡下人除了迟钝还呆瓜。一年四季,仿佛没有重要的事,女儿嫁人更不是什么事。眼睛长在脸上,反正要看个地方,娘就看到了李来。
李金口走后,我爹问我娘:“你觉得今儿来的这娃咋样?”
我娘是个没多话说的人,她的身体里仿佛没有造那些多话的器官,家里什么事都是我爹拿主意。我娘说:“你说行就行。”
我爹是个棕匠,除了种田,一有空闲就在全乡十五个山村里跑,收些棕回来抽成丝,然后搓成绳索背到乡集市上卖。但爹卖棕赚回来的钱还不够家里塞牙缝。
爹是个农民,黑头黑脸,黑手黑脚。去收棕的时候,早去晚归,中午的中饭都是饿肚子。山里人虽然热情,但不是很熟的人就不会邀饭。只有到了下山村,爹的朋友李金口把我爹当上等客人招待。爹每次去下山村收棕,都是在李金口家吃中饭。爹几十年来都没吃什么中饭,不是爹不会吃中饭,而是爹没有中饭吃。而到了李金口家,李金口每次都把他家挂在屋梁上的腊肉取下来,捡又肥又厚实的地方割一块,让他媳妇炖给我爹吃。
我爹在李金口家吃了几十年的腊肉,也对我娘和我以及我弟妹们说了几十年。
下山村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人穷得几乎就不叫人了,样子都象猴。但李金口家每年过年都杀一头猪。一头猪烤成腊肉没多大的吃头,但我爹去下山村收棕,不论什么季节,李金口总是能从他家的屋梁上取出腊肉来招待我爹。这几乎是李金口蓄意谋划的,为的就是在多少年后,把我骗到下山村去。
我第一次听到李金口说到我的婚事,我在灶房里洗脸,心里突然象蹦进了几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我用毛巾把我家那块缺角的镜子又擦了两遍,比以前任何一次都用力,但还是擦不明亮。这块镜子是锚足了劲要和我做对,我不就想看看我的样子吗?看了之后,我才能确定那个叫李来的小伙子配不配得上我。可我家的这块镜子却从来就没让我看清楚过。
李金口在我家吃了中饭,我娘煮了一碗荷包蛋,又炒了碗盐豆。娘时刻都记着我爹在李金口家吃过的腊肉,但我家没有腊肉。娘恨不得杀只鸡,但觉得杀鸡太隆重了,鸡在我们家宝贵得跟人没什么区别。
李金口带着李来来我家和我相亲那天,没在我家吃饭。但在屋檐下坐的时候,村里的金菊和米青都知道了情况。金菊和米青平日没一天在家休息,偏偏那一天哪都没去。金菊手里拿着一双没纳完的鞋垫,脚上还穿了双新鞋,慢腾腾地朝我家走。到了我家的院子边,却不进屋,只仰着头往我家望。
这一天我本来要去扯猪草,但李金口带了李来来,我一时儿慌作一团,没换衣,也没梳头。不知道站在哪里。我娘在洗衣服,我从娘手里抢了她的活,一边洗一边听我爹和李金口说话。李来坐在屋檐下,一个人呆呆的,我不敢朝他瞅,好象瞅他一眼,我就会立即丑死在地上一样。其实,李来软得象柿子,善得象田螺,任凭我用眼睛把他看出个洞,他也是屁话不会说一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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